几十年后，马胜利提着两条中华烟，局促地站在我家门口时，我那颗因为不公而憋了半辈子的心，忽然就平了。

他两鬓斑白，背也有些驼了，再不是当年那个在供销社里趾高气扬、油头粉面的年轻人。

从供销社那间堆满杂物的仓库，到工商局那张一坐就是三十年的办公桌，这条路，我走得又直又硬，像极了部队里走的队列。当年以为是把我发配边疆，如今回头看，那次得罪人，反倒像是命运这只看不见的手，把我从一条泥泞小路上，一把推上了最适合我的那条道。

这一切，都得从1978年那个闷热的夏天说起。

第1章 崭新的搪瓷缸

1978年，我叫陈建军，二十四岁，刚从部队退伍。揣着一张退伍证和地方安置办公室的介绍信，我像一棵被移栽的树，带着一身的土气和对未来的憧憬，回到了这座阔别五年的北方小城。

城里没什么大变化，只是街上穿的确良衬衫的人多了些。我回家的那天，我爱人李秀兰正在院子里洗衣服，看见我，手里的棒槌“哐当”一声掉在石板上，眼圈先红了。

“建军，你可算回来了。”她声音里带着颤。

我咧嘴一笑，把那个沉甸甸的帆布行李包往地上一放，露出一身洗得发白的旧军装。我说：“回来了，以后再也不走了。”

安置工作很快就下来了，县供销社。在那个年代，这可是个顶好的单位，铁饭碗，吃商品粮，逢年过节还能弄到些紧俏货。我和秀兰都高兴坏了，她特意去国营商店给我买了一个崭新的白色搪瓷缸，上面印着红色的“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她说，这是我的新武器，到了新岗位，要继续发扬部队的优良作风。

我把那个搪瓷缸擦了又擦，心里热乎乎的。在部队，我是个好兵，拿过好几次“五好战士”。到了地方，我也得是个好职工。

供销社主任姓王，是个面相和善的胖子，简单问了我几句部队的情况，就把我分到了下面的第二门市部，负责仓库管理。他说：“小陈，部队回来的同志，纪律性强，觉悟高，仓库这个要害部门交给你，我放心。”

我挺直腰杆，大声回答：“请主任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第二门市部的仓库很大，分食品区、日杂区和五金区。前任是个快退休的老大爷，交接工作时，指着堆积如山的货物，有气无力地说：“小陈啊，这活儿，看着简单，其实就是个良心活。东西进进出出，数目得清，质量得把关，不然，里外不是人。”

我记在心里，每天第一个到，最后一个走。不出一个月，我就把仓库里所有的东西都盘了一遍，分门别类，码放得整整齐齐，账本也记得清清楚楚，就像我在部队整理内务一样。门市部的经理姓赵，是个实在人，见我干活利索，人也踏实，常常拍着我的肩膀说：“建军，好好干，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我信这句话。那时候的我，对未来充满了最朴素的信仰，觉得只要肯下力气，凭着一身正气，日子就一定能越过越好。

可我很快就发现，供销社这个地方，和我待过的部队，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这里不光讲究力气和正气，还讲究一种我当时看不懂的东西——关系。

而马胜利，就是“关系”的代名词。

他比我早进供销社一年，是王主任的外甥。人长得白净，头发梳得油光水滑，整天穿着一件的确良衬衫，在门市部里晃来晃去，干的却是最轻省的活儿——在柜台卖烟酒糖茶。这活儿不仅体面，还能经常接触到各种“头面人物”，是个肥差。

马胜利看人，眼皮总是往上翻，尤其看我这种一身土气、只知道埋头干活的退伍兵，眼神里总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轻蔑。他和我说话，也总是带着一种施舍般的口气。

“哎，那个当兵的，仓库里还有没有茅台了？给刘科长留一瓶。”

“陈建军，下午把那批新到的暖水瓶搬到柜台上来，手脚麻利点。”

我心里不舒服，但也没多说什么。我是来工作的，不是来置气的。秀兰也常劝我，说在单位里，多干活少说话，忍一时风平浪静。我听她的，每天上班，就把自己关在仓库里，对着那些货架和账本，心里反而踏实。

那段时间，我最开心的事，就是下班回家。秀兰总会做好饭等我，一碗热腾腾的面条，或者两个白面馒头配一碟咸菜。我们会聊聊单位的事，聊聊未来的打算。我跟她说，我想凭自己的努力，争取当个先进工作者，あわよくば能提个小组长。

秀兰就一边给我缝补衣服，一边笑着说：“你呀，就是个实心眼。不过这样好，人正，走得直，睡得也安稳。”

我端着那个“为人民服务”的搪瓷缸喝水，看着灯下秀兰温柔的侧脸，觉得日子虽然清贫，但有奔头。我以为，只要我把仓库管得滴水不漏，把自己的本分尽到最好，那些看不惯的人和事，就永远也碍不着我。

现在想来，那时候的我，真是太天真了。就像一棵刚出土的苗，以为只要拼命往上长，就能看见太阳，却不知道，有时候，一块小小的石头，就能把你压得弯了腰。

而那块石头，很快就来了。

第2章 一筐烂苹果

事情的起因，是一筐苹果。

那年秋天，供销社从外地进了一批苹果，红富士，个大皮薄，是紧俏货。货车运到门市部那天，天正下着雨，路又颠簸，卸货的时候，我发现最底下有几筐被压坏了，不少苹果都磕出了伤，眼看着就要烂。

按照规定，这种残次品是不能上柜台销售的，要么内部处理，要么直接报损。我当即就把这几筐苹果单独挑了出来，在入库单上做了明确标注。

第二天，马胜利晃悠到仓库来，一眼就看见了那几筐坏苹果。他眼珠子一转，凑过来说：“建军，这苹果就这么放着，不出两天就全烂了，多可惜。”

我正拿着扫帚清扫地面，头也没抬地说：“是啊，我正准备跟赵经理汇报，看怎么处理。”

“汇报啥呀，”马胜利压低了声音，朝我挤了挤眼，“多大点事儿。听我的，把这些苹果，跟好苹果掺和在一起卖，谁看得出来？卖出去是钱，烂在仓库里可就是一堆垃圾。这叫什么？这叫盘活资产，为单位创收。”

我停下手里的活，皱起了眉头。我看着他，认真地说：“马胜利，这不行。好就是好，坏就是坏，掺在一起卖，是欺骗顾客。我们供销社是国营单位，不能干这种事。”

马胜利脸上的笑容僵住了，他没想到我会这么直接地拒绝他。他撇了撇嘴，说：“陈建军，你这人怎么这么死脑筋？部队里待傻了？这是为单位着想，又不是装进我们自己口袋。再说了，就几个烂苹果，吃坏了谁？你这人，一点都不懂变通。”

“这不是变通，这是原则问题。”我的语气也硬了起来，“我管着这个仓库，就得对每一件进出的商品负责。这些苹果，不能上柜台。”

马胜利的脸色彻底沉了下来。他用手指着我，冷笑一声：“行，陈建军，你行！你清高，你了不起！你给我等着！”

说完，他甩手就走了。

我看着他的背影，心里也有些堵。我知道我得罪他了，但我没觉得自己做错了。在部队，首长教导我们，军人要有铁的纪律，要有钢的意志，更要有金子般的品质。诚实，是第一条。

当天下午，赵经理来仓库巡查，我把苹果的事情原原本本地跟他汇报了。赵经理是个老实人，听完后，叹了口气，拍了拍我的肩膀：“建军，你做得对。这事就按规矩办，我来处理。”

我以为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可我低估了马胜利的能量，或者说，我低估了他舅舅王主任的能量。

接下来几天，马胜利在门市部里处处给我穿小鞋。我需要人手帮忙搬货，他就在旁边煽风点火，说我架子大，使唤人。柜台缺货了，他故意拖到快下班才告诉我，让我一个人加班加点地去仓库找。甚至有同事跟我开玩笑，他都会阴阳怪气地插一句：“别理他，人家是‘原则’，跟我们不是一路人。”

流言蜚语像苍蝇一样嗡嗡地围着我。我心里憋屈，但嘴笨，不知道怎么辩解，只能把头埋得更低，把活干得更卖力。我天真地想，只要我工作上不出任何纰漏，他们就拿我没办法。

然而，我错了。他们想对付一个人，根本不需要你犯错。

一个星期后的下午，王主任把我叫到了他的办公室。这是我进供销社以来，第一次单独面对这位最高领导。他的办公室很宽敞，擦得锃亮的水泥地上能照出人影。他泡了杯茶，慢悠悠地吹着热气，半天没说话。

我像个犯了错的新兵，笔直地站在办公桌前，心里七上八下的。

终于，王主任放下茶杯，抬起眼皮看了我一眼，不咸不淡地开口了：“小陈啊，来供销社也快半年了吧？”

“报告主任，五个月零十天。”我大声回答。

他似乎被我这部队作风逗笑了，摆了摆手：“不用这么紧张，坐，坐下说。”

我没坐，依旧站得笔直。

他清了清嗓子，说：“小陈，你是个好同志，工作认真，踏实肯干，这些我们领导班子都看在眼里。但是呢，你也有你的缺点。”

我心里“咯噔”一下，知道正题来了。

“你这个同志，性格太直，太认死理，不懂得团结同事，群众基础有点薄弱啊。”王主任慢条斯理地说，“供销社是个大家庭，光会干活不行，还要会做人。上次那个苹果的事，我听说了。你处理得……太生硬了嘛。胜利也是好心，想为单位减少点损失，年轻人想法活跃，可以理解嘛。你倒好，一点情面不讲，还闹到赵经理那里去，搞得大家都很没面子。”

我张了张嘴，想解释，却发现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在部队，对就是对，错就是错，黑白分明。可到了这里，对错似乎变得模糊不清，情面和关系，反倒成了更重要的准则。

王主任见我没说话，以为我认识到了“错误”，语气缓和了一些：“不过呢，年轻人嘛，犯点错不要紧，改了就好。我和班子成员商量了一下，觉得你这个性格，可能不太适合待在供销社。仓库这个岗位，每天跟人打交道，需要灵活。你这脾气，容易得罪人。”

我的心一点点沉下去。

他端起茶杯，又喝了一口，最后说道：“正好，县里新成立一个单位，叫工商行政管理局，缺人手。我觉得你这个军人作风，纪律性强，倒是很适合去那里。我已经跟那边打好招呼了，下个星期你就去报到吧。也算是……对你的培养和重用。”

他说得轻描淡写，我听得却像五雷轰顶。

工商行政管理局？那是什么单位？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还没吹到我们这个小县城，个体户更是凤毛麟角。新成立的工商局，在大家眼里，就是个没油水、没前途、专门管街上那些鸡毛蒜皮小事的“杂牌军”单位。把我从供销社这个“正规军”调过去，明眼人都知道，这不是培养，这是发配。

我站在那里，手脚冰凉。我看到王主任嘴角那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也仿佛看到了马胜利那张得意的脸。

就为了一筐烂苹果，就因为我坚持了一句真话，我的“铁饭碗”就这么被端走了。那一刻，我心里的委屈和愤怒，像潮水一样涌上来，几乎要把我淹没。

但我什么也没说。我只是默默地敬了一个军礼，说了声“服从组织安排”，然后转身走出了那间办公室。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秀兰已经做好了饭。她看见我脸色不对，关切地问我怎么了。我把那张薄薄的调令拿出来，递给她。

秀兰看了半天，眼圈又红了。她没哭，只是把调令叠好，放在桌上，轻声说：“去就去吧。工商局就工商局，凭咱的力气，到哪儿不能吃饭？建军，别往心里去，咱没做亏心事，走到哪儿腰杆都是直的。”

我看着她，心里的冰山，被她这句话融化了一角。我用力地点了点头。

那一晚，我把那个“为人民服务”的搪瓷缸擦了一遍又一遍，缸身上的红字在昏黄的灯光下，显得格外刺眼。我忽然觉得，这五个字，原来这么沉。

第3章 一张旧桌子

工商局的办公地点，设在县政府大院最角落的一排平房里，以前是堆放杂物的仓库。墙皮剥落，窗户的木框也有些腐朽，跟供销社那栋两层小楼比起来，显得寒酸又冷清。

我去报到的那天，整个局里算上我，一共才五个人。局长姓张，叫张卫国，也是个部队转业干部，比我年长十几岁，看起来很严肃。他看了我的介绍信，只是点了点头，指着角落里一张掉漆的旧书桌说：“陈建军同志，欢迎你。条件简陋，先将就一下，以后那就是你的办公桌了。”

桌子上积了一层薄薄的灰，旁边还有两位同事，一个叫老黄，戴着眼镜，看起来文绉绉的；另一个叫小李，比我年轻几岁，很活泼。他们对我这个新来的“战友”倒是很热情，又是帮我擦桌子，又是给我倒开水。

张局长把我们召集起来，开了个简短的会。他说：“同志们，我们工商局是新单位，没经验，没先例，一切都要靠我们自己摸索。上面的指示是，要‘管好市场，搞活经济’。怎么管？怎么搞活？就八个字：摸着石头过河，边干边学。”

散会后，我坐在那张旧书桌前，心里空落落的。没有了熟悉的货架，没有了进进出出的单据，我的工作，从管理实实在在的货物，变成了管理虚无缥缈的“市场”。

最初的日子，确实清闲得让人发慌。县城里连个正经的集市都没有，更别提什么个体户了。我们每天的工作，就是骑着局里唯一那辆“二八大杠”自行车，在县城的大街小巷转悠，看看有没有无证经营的小商小贩。偶尔抓到一两个偷偷在街边卖自家鸡蛋的老乡，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批评教育几句，也就放走了。

单位里的人都叫苦，说这工商局就是个“聋子的耳朵——摆设”，没权没钱还没事干。小李甚至动了心思，想托关系调走。

只有张局长，每天雷打不动地组织我们学习文件，研究政策。他常说：“现在冷清，不代表以后也冷清。国家的政策在变，经济要发展，我们工商局，以后有的是用武之地。现在打好基础，将来才不会手忙脚乱。”

我嘴上不说，心里却很佩服张局长。他身上有股和我相似的劲儿，一股军人的执拗和认真。在他的影响下，我慢慢收起了心里的失落和迷茫，开始认真研究那些枯燥的政策条文。我把县城的地图找来，用笔画出每一个可能有交易活动的角落，标注上时间规律。我甚至还做了个表格，把那些零星的小商贩都登记在册。

老黄看了，开玩笑说：“建军，你这是把工商局当成部队的作战室了啊。”

我说：“张局长说得对，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

日子就在这种平淡和学习中一天天过去。有时候，下班路上，我会路过供销社第二门市部。隔着马路，我能看到里面热闹的景象，看到马胜利穿着干净的白衬衫，靠在柜台上跟人谈笑风生。那一刻，说心里没有一点波澜，是假的。

秀兰看出了我的心事，总是在饭桌上开导我：“建军，别跟别人比。咱就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是金子，在哪儿不能发光？供销社那地方，是非多，咱不去惹那个闲气，挺好。”

她的话，像一剂定心丸。是啊，我已经离开了那个地方，再回头看，又有什么意义呢？我能做的，就是把眼前的路走好。

真正的转机，出现在1980年。

那一年，改革开放的春风终于吹到了我们这个小县城。政策松动，允许个体经营了。一夜之间，街上冒出了许多修鞋的、卖针头线脑的、炸油条的……小摊小贩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

我们工商局一下子忙得脚不沾地。以前是没事找事干，现在是事多得干不完。办执照、划定经营区域、检查商品质量、调解消费纠纷……五个人恨不得掰成十个用。

这时候，我之前做的那些“笨功夫”派上了用场。因为对县城的情况了如指掌，我总能最高效地完成任务。因为提前学习了政策，我在给商户们讲解规定时，说得条理清晰，有理有据。

那些最早“下海”的个体户，大多是些胆子大、文化不高的普通人，对政策一知半解，对我们这些“管家”又敬又怕。很多人来办执照，连申请书都不会写。我也不嫌烦，就搬个小板凳坐在办公室门口，一个个地帮他们写，帮他们填表。

有个叫周木匠的，手艺很好，想开个小家具铺，但启动资金不够。我了解情况后，主动帮他联系了信用社，还用自己转业干部的身份做了担保，帮他贷到了第一笔款。

周木匠的家具铺开业那天，特意跑到我们局里，给我送来一个他亲手打的木制笔筒，非要我收下。我当然不能收，但心里却比在供销社领年终奖还要高兴。

我渐渐发现，这份工作，虽然没有供销社那么“体面”，却有一种独特的价值感。我不再是那个只跟货物打交道的仓库管理员，我面对的是一个个鲜活的人，一个个刚刚起步的梦想。我用我所学的政策和知识，去帮助他们，规范他们，看着他们的小生意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那种成就感，是任何物质奖励都无法替代的。

我的工作态度，张局长都看在眼里。他开始把一些重要的任务交给我，比如起草我们县第一份《集贸市场管理暂行规定》。我熬了好几个通宵，查资料，走访商户，结合我们县的实际情况，写出了一份厚厚的草案。

草案通过那天，张局长在全局会议上点名表扬了我。他说：“陈建军同志，有股钻研的劲头，有颗为人民服务的心。这，就是我们工商干部的本色。”

我坐在下面，听着这话，眼眶有些发热。我端起桌上那个已经有些掉漆的“为人民服务”搪瓷缸，喝了一大口水。水的味道，似乎都比以前甜了。

我终于明白，一个人的价值，不在于他站在什么位置，而在于他做了什么事。在供销社，我只是个看仓库的；在工商局，我却成了一个新时代的建设者和见证者。

命运把我从那扇门里推了出来，却为我打开了一扇更宽阔的窗。窗外的风景，远比我想象的要精彩。

第4章 两条不同的路

时间进入八十年代中后期，我们小县城的经济越来越活。个体户的数量井喷式增长，服装店、小饭馆、修理铺开满了大街小巷。我们工商局也鸟枪换炮，从最初的五个人，扩编到了二十多人，办公地点也搬进了新建的综合办公楼。

我因为工作出色，加上又是局里的“元老”，被提拔为市场管理科的副科长，后来又转正成了科长。张局长升任了副书记，新来的局长也十分器重我。我的生活，就像我们办公室窗外的马路一样，越走越宽。

而供销社，却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逐渐失去了往日的光环。随着个体商铺的兴起，人们不再需要凭票购物，供销社的商品种类少、价格高、服务态度差的弊病暴露无遗，生意一天不如一天。

我和马胜利，就像两条从同一点出发，却走向了完全不同方向的线。

偶尔，我会在街上碰到他。他还是在供销社上班，但脸上的神气劲儿已经消磨殆尽，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掩饰不住的失落和焦虑。听说王主任退休后，他的日子就不好过了。供销社效益差，工资都快发不出来了。

有一次，他负责的烟酒柜台因为进了假酒，被消费者举报到了我们工商局。案子正好是我手下的科员在办。我叮嘱科员，一切按规定来，该查封查封，该罚款罚款，不能因为我认识他就徇私。

事后，马胜利托人给我带话，想请我吃个饭，通融一下。我让那人把话带回去：“吃饭就免了。让他把问题说清楚，把罚款交了，以后别再犯这种错误。”

我知道，这话说出去，肯定又有人说我“不近人情”“死脑筋”。但我已经不在乎了。在工商局这几年，我见过太多因为贪小便宜、走歪门邪道而最终倾家荡产的例子。我知道，规矩，就是市场的底线，也是做人的底线。守不住这条线，迟早要翻船。

我的儿子陈志远，就是在这段时间出生的。我给他取这个名字，是希望他将来能有远大的志向。志远从小就很聪明，但性格上，却不像我，反而有点像我年轻时看不惯的马胜利——脑子活，会来事儿，总想着走捷径。

他上中学的时候，正是社会上“下海”热潮最汹涌的时候。看着身边有些同学家里靠做生意发了财，穿着名牌，骑着摩托，他心里很不平衡。

有一次吃饭，他突然对我冒出一句：“爸，你现在也是个科长了，手里有权，怎么就不知道给咱家捞点好处呢？你看我同学王胖子他爸，就在你们局管企业注册，光帮人‘加急’办个执照，就能收不少好处费。人家现在都住上楼房了，咱家还挤在这破平房里。”

我听到这话，气得把筷子往桌上一拍，脸都涨红了。“混账！你懂什么！你爸我手里的权，是人民给的，是用来为人民服务的，不是用来给自家捞好处的！那种钱，昧良心的钱，我们一分都不能要！”

那是我第一次对儿子发这么大的火。志远也吓了一跳，梗着脖子犟嘴：“服务服务，就知道服务！服务了半天，咱家得到什么了？还不是穷得叮当响！别人都笑话你是个死脑筋，放着金山不知道挖！”

“你给我滚出去！”我指着门，气得浑身发抖。

志远“哼”了一声，摔门而去。

秀兰在旁边抹着眼泪，劝我说：“建军，你别生气，孩子还小，不懂事。他也是看着别人家过得好，心里着急。”

我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半天说不出话来。我感到一种深深的无力感。我用半辈子的时间，坚守着我的原则和信仰，我以为这是最宝贵的财富。可是在我的儿子眼里，这些东西，竟然一文不值，甚至成了他嘲笑我的理由。

那一晚，我想了很多。我想起了当年那筐烂苹果，想起了王主任那张轻蔑的脸，想起了我被调离供销社时心里的不甘。我问自己，我坚持的这一切，到底值不值得？

如果我当初也学着“变通”，学着圆滑，或许我现在还在供销社，或许也能混个一官半职，家里的生活条件也能更好一些。志远也就不会抱怨我这个当爹的没本事了。

可是，另一个声音又在我心里响起：如果我变成了那样的人，我还是陈建军吗？我还能每天晚上睡得安稳吗？我还有脸面对我那个“为人民服务”的搪瓷缸吗？

答案是否定的。

第二天，我把志远叫到书房，心平气和地跟他谈了一次。我把我当年在供销社的经历，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

最后，我指着书架上那个已经用了十几年的搪瓷缸，对他说：“志远，这个缸子，比你年纪都大。它跟着我从供销社到了工商局。上面这五个字，就是我做人的尺子。钱，是好东西，但比钱更重要的，是人的良心和骨气。用自己的本事和汗水挣来的钱，花得踏实。靠歪门邪道来的钱，早晚会烫手。爸没本事让你过上大富大贵的生活，但爸能保证，我们家吃的每一粒米，穿的每一件衣，都是干干净净的。”

志远低着头，沉默了很久。我不知道他听进去了多少，但我知道，有些话，我必须说。有些道理，我必须让他明白。

这件事，成了我和儿子之间的一个结。他表面上不再提了，但我能感觉到，他心里并不认同我。他觉得我迂腐，跟不上时代。而我觉得他浮躁，价值观出了问题。我们父子之间，隔了一层看不见的墙。

我有时候会感到孤独。我所坚守的，在这个日益物质化的社会里，显得那么格格不入。但我别无选择，这是我给自己定下的路，跪着也要走完。

第5章 时代的浪潮

九十年代，市场经济的浪潮席卷了中国的每一个角落。我们这个小县城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高楼拔地而起，工厂机器轰鸣。

供销社系统在这次大潮中，彻底没落了。曾经风光无限的“铁饭碗”，成了一堆无人问津的破铜烂铁。听说第二门市部也承包给了私人，改成了超市。马胜利和一批老职工，面临着下岗的命运。

那个年代，“下岗”是个沉重得能把人压垮的词。马胜利不甘心，他觉得自己还年轻，不能就这么坐以待毙。他利用在供销社积累的一些人脉，东拼西凑了点钱，也学着别人“下海”了。

他做的是食品批发的生意。一开始，凭着能说会道和敢闯敢干的劲头，生意还真让他做得有声有色，很快就赚到了第一桶金。买了新房，开了小车，成了县里第一批发起来的人。

那段时间，马胜利在我面前，又恢复了当年的神气。在一些公开场合碰到，他会主动走过来，拍着我的肩膀，大声说：“建军，哎呀，现在是陈科长了！怎么样，还在工商局守着那点死工资啊？我说你当初就该听我的，脑子活一点，现在早发了！你看我，还是自己干自在！”

我只是笑笑，不与他争辩。我知道，我们走的是两条完全不同的路，没有交集，也无需比较。我依旧每天骑着我的旧自行车上下班，中午在单位食堂吃着几块钱的盒饭，回家陪着秀兰看电视。我的生活平淡如水，但我的内心，却很踏实。

而我儿子志远，大学毕业后，没有选择考公务员，而是去了南方的一座大城市闯荡。他似乎是憋着一股劲，想向我证明，他的选择才是对的。

他确实很能干，脑子也灵活，短短几年时间，就在一家私营企业里做到了部门经理，收入是我工资的好几倍。每次过年回家，他都会给我们买很多贵重的礼物，还会塞给秀兰厚厚一沓钱。

看着他意气风发的样子，我心里既欣慰，又隐隐有些担忧。我总觉得，他走得太快了，心气太高，人也变得越来越功利。他跟我聊天，三句不离“人脉”“资源”“变现”。他觉得社会就是一张关系网，能耐就是看你能撬动多少资源。

他甚至不止一次地劝我：“爸，你都快退休了，别那么死板了。你现在在工商局，好歹也是个不大不小的领导，手里掌握着那么多企业的信息和人脉。趁现在还有点用，赶紧变现啊。随便给哪个企业当个顾问，一年拿个十几二十万轻轻松松。你这辈子没享过福，也该为自己想想了。”

我每次都把脸一沉，把他训一顿。我说：“我这辈子最大的福气，就是没变成你说的那个样子！我警告你，陈志远，你在外面怎么闯我管不着，但你要是敢打着我的旗号去干什么违规违纪的事情，我第一个不饶你！”

我们的关系，因此变得越发紧张。他觉得我不可理喻，我也觉得他俗不可耐。

真正的考验，很快就来了。

大概在2005年左右，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食品安全专项整治行动。我们县也不例外，我是这次行动的主要负责人之一。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马胜利出事了。

他经营的食品批发公司，因为销售过期食品，被手下的员工实名举报了。证据确凿，人赃并获。按照规定，不仅要处以高额罚款，没收全部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还要吊销营业执照，追究刑事责任。

案子报到我这里，我看着卷宗上“马胜利”三个字，心情复杂。我知道，这一关，他恐怕是过不去了。他这些年做生意，一直都有些不干不净的小动作，靠着钻空子、打擦边球赚了不少钱。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这次，他是撞在了枪口上。

我没有任何犹豫，在处理意见上签下了“从严查处，绝不姑息”八个字。

我以为，我和他的恩怨，会随着这份文件，画上一个句号。

但我没想到，他会找到我家来。

更没想到，他会以那样一种方式，让我和我的儿子，爆发了有史以来最激烈的一次冲突。

第6章 一声清脆的耳光

那天是个周末，我正在家里看报纸，门铃响了。

秀兰去开的门，我听到门口传来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声音，带着几分谄媚和讨好：“请问……是陈建军，陈科长的家吗？” 幸运飞艇开奖

我放下报纸，走到门口，愣住了。

门口站着的，正是马胜利。他比我上次见他时，憔悴了许多，头发乱糟糟的，眼窝深陷。他手里提着两条用红纸包着的中华烟，和一大堆高档礼品，脸上挤出比哭还难看的笑容。

“建军……不，陈科长，我……我来看看你。”他说话的声音都在发抖。

我还没开口，秀兰已经把脸一沉，挡在门口：“我们家不收礼，你拿回去吧。”

马胜利的脸一阵红一阵白，尴尬地站在那里，进也不是，退也不是。

我叹了口气，对秀兰说：“让他进来吧。”

我把他让到客厅，他局促地把礼物放在墙角，搓着手，不知道该坐在哪里。我给他倒了杯水，开门见山地说：“有什么事，就直说吧。东西你拿走，我不会收的。”

马胜利“噗通”一声，竟然要给我跪下。我吓了一跳，赶紧扶住他。“你这是干什么！有话好好说！”

他眼圈一红，带着哭腔说：“建军，哥，我求求你，这次你一定要拉兄弟一把！我知道我错了，我不是人，我财迷心窍，卖了过期食品。可我……我这也是没办法啊！生意不好做，到处都要打点，我一家老小都指着我吃饭啊！这次要是真按规定办，我这辈子就完了！不仅要倾家荡产，可能……可能还要坐牢啊！”

他声泪俱下，说得十分凄惨。

我沉默地听着，心里没有半分动摇。我说：“马胜利，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法律是无情的，犯了法，就要承担后果。这件事，我帮不了你。”

“你能帮！建军，你肯定能帮！”他激动地抓住我的胳膊，“你是这次行动的负责人，只要你一句话，把我的事往下压一压，罚点款就算了，求求你了！我记得你的情，我这辈子给你当牛做马！”

“不可能。”我斩钉截铁地推开他的手，“我陈建军在这个位置上，就得对得起这份工作，对得起全县的老百姓。你的事，必须依法处理。”

马胜利的脸，瞬间从祈求变成了绝望，最后又转为一丝怨毒。他咬着牙说：“陈建军，你别把事做绝了！当年在供销社，不就是一筐烂苹果吗？你记恨了我半辈子是不是？现在逮着机会了，就想往死里整我？”

我看着他，平静地说：“我从没记恨过你。我只是在做我该做的事。当年是，现在也是。”

就在我们僵持不下的时候，志远回来了。他刚从外地出差回来，看到家里的情景，愣了一下。

马胜利像是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一把冲到志远面前：“你就是建军的儿子吧？小伙子，你快劝劝你爸！你爸他……他太不近人情了！”

志远皱着眉头，问我：“爸，怎么回事？”

我把事情简单说了一遍。

没想到，志远听完，非但没有站在我这边，反而看着我，用一种我从未听过的、带着极度失望和埋怨的口气说：“爸，你至于吗？马叔叔都求到家门口了，你就不能通融一下？不就是一点过期食品吗？又没吃死人！你把他往死路上逼，对你有什么好处？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敌人多堵墙，这个道理你怎么就不懂呢？” 幸运飞艇人工计划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话，竟然是从我儿子嘴里说出来的。我气得浑身发抖，指着他：“你……你给我闭嘴！这里没你说话的份！”

“我为什么不能说？”志远的声音也大了起来，“从小到大，你就是这样！守着你那套破原则，活得像个苦行僧！你自己受穷就算了，还想让全家人跟着你受穷！现在有机会能帮别人一把，积累点人情，以后我们家有事，别人也能帮我们。你倒好，把人往外推！你是不是觉得，把所有人都得罪光了，才显得你清高，你伟大？”

他的一字一句，都像刀子一样扎在我的心上。

马胜利在一旁，看到我们父子吵起来，眼神里竟然闪过一丝得意，还假惺惺地劝道：“哎呀，小兄弟，别为了我让你爸生气……”

“你给我滚出去！”我冲着马胜利吼了一声，然后转过头，死死地盯着志我远，“陈志远，我再问你一遍，你刚才说的话，是你的真心话吗？”

“是！”志远梗着脖子，毫不退让，“爸，你该醒醒了！现在这个社会，光靠你那点死原则，是行不通的！人情世故，利益交换，才是生存法则！”

“啪！”

一声清脆的耳光，响彻整个客厅。

我用了我这辈子最大的力气，狠狠地打在了他的脸上。

志远捂着脸，难以置信地看着我。他的眼神里，有震惊，有愤怒，更有深深的怨恨。

秀兰哭了，冲过来抱着我，喊着：“建军，你疯了！你怎么能打孩子！”

马胜利也吓傻了，呆立在原地。

我指着门口，一字一顿地对志远说：“你给我滚！我陈建军，没有你这样的儿子！”

志远看了我半晌，眼神里的最后一丝温情也消失了。他冷笑一声，转身就走，摔门而去。那一声巨响，仿佛把我们这个家，彻底震碎了。

马胜利见状，知道事情再无转圜的余地，也灰溜溜地拿起他的礼品，狼狈地逃走了。

客厅里，只剩下我和秀兰。她抱着我，泣不成声。而我，像一尊雕塑，僵在原地，浑身的力气都被抽空了。我看着自己微微发抖的右手，心里一片冰凉。

我守了一辈子的原则，到头来，却失去了我最爱的儿子。

那一刻，我真的开始怀疑，我这一辈子，是不是真的错了。

第7章 一封长信

那一巴掌，打断了我和志远之间最后的情感联结。

他真的走了。不仅离开了家，甚至离开了这个县城，回了南方。接下来的整整三年，他没有回过一次家，没有给我打过一个电话。只有在逢年过节的时候，会给秀兰打个电话，报一声平安，但只要秀兰一提起我，他就会立刻挂断。

这三年，是我人生中最灰暗的时光。我按部就班地工作，退休，每天的生活就像一台设定好程序的机器。但我知道，我的心，空了一大块。秀兰的头发白得更快了，常常一个人坐在窗边发呆，我知道，她在想儿子。

马胜利的案子，最终还是依法处理了。公司被查封，执照被吊销，他本人因为涉案金额巨大，被判了三年有期徒刑。我们成了县里人茶余饭后的谈资，很多人都说我陈建军六亲不认，为了所谓的“原则”，连亲生儿子都不要了。

我听着这些风言风语，一言不发。我不知道该如何向别人解释我的内心。那份坚持，已经刻进了我的骨子里，是我之所以为我的根基。如果连这个都放弃了，我的人生，也就失去了所有的意义。

我常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拿出那个“为人民服务”的搪瓷缸，一遍遍地摩挲。缸身上的红漆已经斑驳，但那五个字，依然清晰。我问它，也问自己，我真的错了吗？

转机，发生在我退休后的第二年。

那天，我收到一封从南方寄来的信，很厚。信封上的字迹，是志远的。我的手，瞬间就抖了起来。

秀兰比我还激动，抢过信，用颤抖的手撕开。里面是十几页写得密密麻麻的信纸。

那封信，志远整整写了一个星期。

信的开头，他向我道歉。他说，爸，对不起。

他说，当年离开家后，他憋着一股气，发誓要混出个名堂来给我看，证明我是错的，他是对的。他凭着聪明和手腕，生意越做越大，也结识了各种各样的“朋友”，学会了各种各样的“生存法则”。他曾经一度以为，自己已经掌控了成功的密码。

然而，去年，他的公司出事了。一个他最信任的合伙人，也是他用“利益”和“人情”捆绑起来的“兄弟”，为了更大的利益，背叛了他，卷走了公司所有的资金，还留下了一大堆债务和法律纠纷。

一夜之间，他从云端跌入谷底。那些平日里称兄道弟的“朋友”，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甚至有人落井下石。他第一次尝到了众叛亲离的滋味。

在最绝望的时候，他想起了我。他想起了我当年对他说过的话：“靠歪门邪道来的钱，早晚会烫手。”“比钱更重要的，是人的良心和骨气。”

他在信里写道：“爸，直到我自己摔得头破血流，我才明白，您当年的那一巴掌，打得到底有多对。我曾经嘲笑您的原则一文不值，现在才知道，那才是这个世界上最靠得住的东西。我用利益维系的关系，就像沙滩上的城堡，一个浪头打来就全塌了。而您用一辈子坚守的信誉和人格，才是真正坚不可摧的基石。”

他还说，他去打听了马胜利的消息。马胜利出狱后，一蹶不振，没人再敢跟他做生意，因为所有人都知道，他是个没有底线的人。而提到我，陈建军，县里那些老一辈的生意人，没有一个不竖大拇指的。他们说，陈科长这人，是块铁板，但也是块金字招牌。只要是他点头认可的事，大家一百个放心。

“爸，我现在才懂，您这辈子积累的最大财富，不是钱，不是权，而是‘陈建军’这三个字。这三个字，代表着公道，代表着信赖。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我为您感到骄傲。”

信的最后，他说他已经重新站了起来。虽然艰难，但他决定像我一样，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地去做事。他说，他想家了，想我和妈了。他问我，还能不能认他这个不懂事的儿子。

我和秀兰，抱着那封信，哭得像两个孩子。

那积压了三年的委屈、思念、担忧，在这一刻，全都化成了滚烫的泪水。

我拿起电话，拨通了那个我早已背得滚瓜烂烂，却一次也未曾拨打过的号码。

电话接通，那边传来志远带着哽咽的声音：“爸……”

我吸了吸鼻子，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稳一些：“臭小子，什么时候回来？……给你包了你最爱吃的饺子。”

第8章 落日余晖

志远回来了。

他瘦了，也黑了，但眼神比以前沉稳了许多。曾经的浮躁和张扬，被一种叫做“沉淀”的东西所取代。

他回家那天，我们一家三口，谁也没提过去的事，但我们都知道，那个结，已经解开了。饭桌上，志远不停地给我和秀兰夹菜，秀兰不停地抹眼泪。我端起酒杯，对志远说：“回来就好。”

志远也端起杯，眼圈红了：“爸，我敬您。”

我们父子俩，一杯酒，泯了所有的恩仇。

后来，我听志远说起他这次创业的细节。他没有再走捷径，而是从最基础的产品质量抓起，每一个环节都亲力亲为。他说：“爸，我现在做生意，脑子里总响着您当年说的话，‘好就是好，坏就是坏’。我把这句话，写下来贴在了办公室的墙上。”

我听了，心里说不出的熨帖。

也就是在那之后不久，发生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

马胜利提着两条中华烟，局促地站在了我家门口。他出狱后，生活潦倒，想找点小生意做，但处处碰壁。他听说志远现在生意做得不错，就想上门来，看看能不能求志远拉他一把。

我看着他两鬓斑白、满脸沧桑的样子，心里那点因为不公而憋了半辈子的气，忽然就烟消云散了。

我把他让进屋，给他倒了杯茶。我没有提过去的事，只是像跟一个普通的老邻居聊天一样，问了他的近况。

志远正好也在家，他从房间里出来，看到马胜利，愣了一下。

马胜利看到他，像是看到了救星，又想像当年一样，上前去套近乎。

志远却很平静，他走到马胜利面前，微微鞠了一躬，说：“马叔，当年的事，是我不懂事，我爸打我，打得对。我该谢谢您，是您让我爸给我上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课。”

然后，他从钱包里抽出几张钱，递给马胜利，说：“马叔，这钱您拿着，算是我的一点心意。至于生意上的事，对不起，我帮不了您。我的公司有我的原则，我爸教我的。”

马胜利拿着那几张钱，手在抖，嘴唇也在抖。他看着志远，又看看我，眼神里充满了复杂的情绪，有羞愧，有悔恨，或许还有一丝羡慕。

他最终什么也没说，默默地转身走了。那两条中华烟，他没带走。

我看着他的背影，忽然觉得，命运真是一个奇妙的轮回。当年，他用他的“关系”，把我从供销社赶走；几十年后，我的儿子，却用我教给他的“原则”，拒绝了他的“关系”。

我走到阳台，看着窗外的夕阳。落日的余晖，把整个小城染成了一片温暖的金色。

我拿起那个已经陪伴我大半辈子的搪瓷缸，给自己倒了满满一杯白开水。水汽氤氲中，我仿佛又看到了1978年那个闷热的夏天，那个刚刚脱下军装、对未来充满憧憬的年轻的自己。

我这一生，没有大富大贵，没有身居高位，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工商干部。我得罪过人，也被人误解过；我固执过，也迷茫过。但回首望去，我对自己走过的每一步，都感到心安。

那次看似不公的调动，现在想来，何尝不是一种幸运？它让我脱离了一个讲究人情世故的泥潭，把我放在了一个最需要原则和公心的位置上，让我的性格，成了我最大的财富。

命运啊，有时候就是这样。它关上一扇门，看似是绝路，其实是为了给你打开一扇更适合你的窗。而你要做的，就是守住自己的本心，走好脚下的路。

至于窗外的风景，或早或晚，总会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