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号,南京城里的雪下得就跟撕碎了的棉花套子一样,掉在青石板上就变成了一滩暗红色,大洼宽三在他的日记里写,城门被炸开的那一刻,我们像被放出笼的饿狼,而狼群里头最惦记的不是粮食,是“花姑娘”,那年他二十一岁,是日本鬼子第9师团步兵第7联队的一等兵,后来成了战犯,再后来成了一个忏悔的人,他在抚顺战犯管理所里头用个铅笔头子把当年的那些“诀窍”一页一页地给补全了,那字因为手抖写得歪歪扭扭的,可看着还是那么扎眼。
那“诀窍”就只有三条,可就这三条,就够让整个六朝古都的女人听着就吓破了胆。
第一条先锁屋,再锁人,大洼宽三想起来,进城第二天,他跟着小队长片冈钻进了太平路上的一家茶馆,那茶馆老板是个穿长衫的中国人,点头哈腰地递过来一张烟盒纸,上头用铅笔歪歪扭扭地写着,三条巷7号,寡妇,还有两个闺女,片冈拍了拍那老板的肩膀,顺手就把一包“旭日”牌的香烟塞了过去,半个钟头以后,七个日本兵一脚踹开了三条巷7号的木门,从水缸的夹层里头拖出来了三个女人,里头还有一个是怀着孕的,那孕妇被按在门槛上的时候,血顺着石台阶流进了雪里,像一条细细的红线,大洼在日记里写,我踩到那血,脚底下吱呀作响,像踩碎了一块冰。
打着检查的旗号,干着搜人的勾当,十二月十七号,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草坪上排了四百多个女学生,日本兵说是“登记防疫”,把她们都赶到了操场上,命令她们解开棉袄的第二颗扣子,理由是检查有没有枪伤,有姑娘犹豫了一下,那军曹抬手就是一巴掌,那天傍晚,大洼和他的同伴押走了二十多个女孩子,日记里头还夹着一张发了黄的照片,照片上的女孩子被反绑着双手,辫子都散开了,跟乌鸦的毛一样,照片背面,大洼用钢笔又补了一行小字,她们喊妈妈,声音像被掐住脖子的猫。
烧、吊、钩,逼出最后一口气,最难找的是那些藏在草堆里、炕洞里、甚至房梁上的女人,日本的工兵发了竹签子,两尺长,一头削得尖尖的,就跟挑稻草一样挑开每一堆看着像是藏了人的地方,中华门外头的西善桥,一个年轻的媳-妇抱着吃奶的孩子躲在稻草垛里,那竹签子从她肋骨那儿穿了过去,孩子嘴里还含着她那早就冰凉了的奶头,大洼没写他自个儿当时动没动手,他就只写了一句,那天回来,所有人都抢着洗澡,那水缸面上浮着一层油腻腻的东西,更毒的是那个“悬吊搜查法”,把房梁给凿空了,插进去一个铁钩子,然后再使劲摇晃,听声音判断里头有没有人,乌龙潭有一户人家,那钩子就钩住了一个姑娘的棉袄,人就那么活生生地被吊在了半空中,像一口袋刚磨好的面粉,晃了三下,就没动静了。
除了这些“诀窍”,大洼的日记里还夹着一张皱巴巴的表格,是《步兵第33联队战时日志》的复印件,那表格里头,“搜索隐匿者”那一栏每天都有数字,十二月十五号,一百一十二人,十二月十六号,九十八人,十二月十七号,一百五十六人,那些数字后头,大洼用红笔圈了一行备注,“其中三成是妇女”,那行红圈就跟一滴干了的血一样。
一九四六年,南京审判法庭的检察官审大洼的时候,问过他,你们怎么下得去手,大洼沉默了好半天,才说,第一天害怕,第二天麻木,第三天就成了游戏,法庭的记录里,这句话后头紧跟着一行括号,(被告哭,声不可闻)。
一九五六年,大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过最后一个中秋节,那天晚上,他把自己那份月饼掰成了三块,悄悄地放在了窗台上,说是给南京的“那三个女人”,一个屋的战犯问他哪三个,他只说,水缸里的、操场上的、梁上的。
好多年以后,一个中国的记者在日本千叶县找到了大洼,那老头已经拄上拐棍了,院子里种着一棵瘦得可怜的樱花树,记者问他,如果再来一次,你还会写那三个诀窍吗,那老人用拐杖狠狠地戳着地,我写,是为了让后来的人知道,地狱不是传说,是人造的。
幸运飞艇168开奖 风吹过,樱花的花瓣掉在他的脚边,像极了一摊又一摊没擦干净的血。
参考文献
1. 南京市档案馆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日军官兵日记》,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
2. 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全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3. 抚顺战犯管理所档案:《日本战犯大洼宽三审讯、改造与自述材料(1950-1963)》,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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