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北京大学出版社】

说到三国的那些故事，几乎每个中国人都如数家珍，然而，三国背后的东汉，却常常被一笔带过，好像没有什么可观。

但是，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徐英瑾却提醒我们：历史的失败远比胜利更值得关注，汉儒的疏忽之处就是忘修了“失败学”，他的《汉亡哲思录》正是要补上这一课，来提升历史爱好者的格局感。

以哲学之眼看历史，照亮认知暗区，提供决策图谱。

作为首届“博古睿”全球论文奖作品的全面完善，这本书不仅照亮了权力博弈的认知暗区，更把东汉末年的精神危机与生存困境，转化为现代人可借鉴的决策图谱。

人大哲学院教授周濂

……它不仅照亮了权力博弈的认知暗区，更将乱世中的生存困境转化为现代人可解码的决策图谱。

……汉儒的思想尚未经过佛教等外来哲学的影响，因而更展示出一种东亚式的原发纯粹性，两汉的崩溃都证明，汉儒思想在大一统之外，更设定了一种自毁程序，总会导致一个政权在并未面临军事和经济的深度危机时便早早完成了自我解构……

畅销历史书作家罗三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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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精神汉朝人”说起

秦政骨架下的汉儒困局

在后人眼中，三国故事总是离不开英雄美谈、智谋奇计，似乎只要提起“三国”，就意味着波澜壮阔的权谋与战争。

但徐英瑾老师提醒我们，当我们跳出演义和野史的想象，重新审视三国乱世的真实面貌，就会发现：无论是刘备、曹操、孙权，还是诸葛亮、袁绍，这些被称为“三国群雄”的历史人物，其实都带着东汉士人的思想烙印，都是“精神汉朝人”。

他们不是纯粹的新秩序缔造者，而是怀抱着重建大汉天下的信念，在战乱中不断追寻恢复统一的希望。

徐老师指出，汉末内战在一定程度上乃是一场“太学生内战”，图为汉代讲学图。

三国群雄在汉末内战初起时，普遍相信“大一统”是理所当然的未来。他们的判断依据，其实深受前人经验影响：无论是刘邦平定秦末乱世，还是刘秀中兴于新莽之乱，统一总能在十数年间恢复。正因如此，纵然天下大乱，绝大多数枭雄依旧不敢贸然称帝，仿佛人人都在扮演“暂时代理人”的角色——大家争的是正统，而不是破坏大一统格局。

即便是偏安江东的孙吴，也强调自己是汉室正统的继承者。这种大一统的意识形态甚至渗透进了不同阵营的士人家族，比如诸葛家无论在蜀、吴还是魏，都各自以不同方式坚守着汉代的礼法与正统想象。可以说，“汉家天下”不仅是一面旗帜，更成为维系群雄共识和政治底线的心理依赖。

然而，令人困惑的是，正是在这样高度认同统一和正统的思想氛围下，战乱反而长期难以平息。表面上，大家都认同汉室的合法性，但在现实政治操作中，却陷入了无休止的权力争夺。问题的根源何在？归根结底，是因为东汉末年所继承的，不只是“大一统”的理想，还有秦制帝国的骨架——以郡县制、集权制为基础的帝国架构。

自战国、秦汉以来，分封制和熟人政治早已式微，取而代之的是对中央权威的依赖，以及对“名分”和“天命”灵活解释的制度妥协。汉儒虽然以“周政理想”自许，但只能在帝国体制内扮演劝谏者、名分守护者的角色，无法真正复活封建分权与儒式自治的传统。

发生在200年的官渡大战：是曾在太学精读《周易》的袁绍与在太学精读《诗经》的曹操之间的生死对决，图源：《三国演义》剧照。

于是，三国群雄陷入了一个结构性困局：他们精神上始终想象着“重建汉室”的道德高地，实际操作中却只能依托秦制帝国的权力架构。这样的错位，让儒家学说成为统一的口号，却无法提供现实的治理和协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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掉入“熟人陷阱”的儒家

幸运飞艇全天计划 理性协商传统的匮乏

在封建制消亡、帝国体制确立的历史转折中，汉代的儒家士大夫主动适应新的政治现实。为了让儒学在帝制体系下生存并赢得皇权支持，他们各显神通——或以礼仪服务笼络帝王虚荣（如叔孙通），或暂借法家手段换取儒家立足之地（如公孙弘），或通过“天人感应”进行道德恐吓（如董仲舒）。

这些“组合拳”让儒家得到了历史上第一次制度化的地位，比如设立太学、掌控官方意识形态。然而，获得体制庇护的代价却是高昂的——儒家丧失了赖以自我校正的“小共同体伦理”，无法再用熟人社会的道德直觉应对庞大帝国的复杂事务，从而埋下了日后士林分裂、暴力升级的隐患。

徐老师指出，这一困境可以用“邓巴数”来理解。人类的心理和道德判断最适合在百余人的熟人小圈子内运作，而周政封建体系正好为儒家道德直觉提供了天然舞台。但当帝国成长为庞然大物，熟人社会的信任机制不再适用，道德直觉在“超大规模社交”面前变得失效。面对巨型帝国的事务，评判与协作不能再依赖于血缘、友情、师生等“亲亲”原则，反而容易因小圈子私情而引发道德混乱与帮派对立。

邓巴数是罗宾·邓巴提出的理论：受智力所限，大多数人只能与147.8人建立并维持实质性关系。

正如东汉末年的“八顾”“八俊”等士人集团，他们彼此结盟，划分敌我，基于个人好恶而贴上“君子”或“贼”的标签。这样的圈子认同在社会动荡时往往激化为血腥的冲突。

比起西欧封建社会，东汉儒家的“熟人陷阱”更显无解。欧洲中世纪虽也有多重封建关系的忠诚困扰，但依靠罗马法传统和理性协商习惯，贵族间往往可借契约平衡多元关系，避免极端倾轧。即使东汉哲人王充等人尝试引入更理性的思辨，仍然被主流文化边缘化，未能形成全民共识。

王充《论衡》，以理性批判和逻辑思辨为核心特色。

归根结底，儒家思想本意是推崇仁爱，但在面对庞大帝国和复杂人性时，若缺乏超越直觉的理性协商机制，其原初的善意就可能转化为暴力和排他。这不是儒家有意为恶，而是中国历史进入帝国时代太早，未能在多国格局下充分锻造出健全的理性博弈与协商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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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体制与儒家命运

从反战斗士到帝王师

在徐老师看来，中国历史上帝国体制的早熟，并非单纯源自魏特夫“治水导致专制”的理论。真正的历史动力，来自春秋晚期至战国时代的“军事革命”——即孙武推动的“步兵革命”。

在此之前，西周时期以战车和贵族为主的军事模式，限制了战争的规模和社会动员的深度。但自从步兵和轻装部队成为主力，战国时期的各国可以低成本地动员和消耗大批“耗材兵”，彻底放大了战争规模与残酷性，最终催生出强力中央集权的秦汉帝国。

《十一家注孙子》是《孙子兵法》最为重要的传本之一，其中曹操注解简练精要，据其御军多年的经验，对十三篇原意有所发挥。

面对这一全新格局，儒家思想的命运被彻底改变。在多国体制下，孔子、孟子极力主张“仁政王道”，反对滥用暴力，试图延缓“帝国化”的进程。然而，随着秦统一天下、汉朝承继大一统，儒家不得不面对现实，将自身融入帝国体系。

于是，儒家不再只是批判权力的道德斗士，更转型为帝国意识形态的建构者和维护者，成为“帝王师”的角色。为了适应帝国治理需求，汉儒不仅要为中央集权提供理论正当性，还要学会与现实权力博弈、妥协，甚至参与到军事征伐和国家经济动员之中。

董仲舒用“大一统”思想帮助汉武帝确立儒学正统，把儒家变成服务皇权的工具，这种做法让儒学依赖权力，逐渐丧失了独立和理性精神。

与帝国深度结合的选择让儒家付出了沉重代价。首先，儒家本源于封建小共同体伦理，强调仁爱与道德直觉。进入庞大帝国后，失去了熟人社会的自校机制，儒家思想容易异化为僵化的名分学说和“图谶祥瑞”迷信，被权力结构操控利用。

其次，儒家作为官方意识形态，长期服务于皇权与强国战略，其反战与批判精神被逐渐边缘化。在盐铁会议等历史时刻，儒家曾短暂恢复务实、民本的声音，但很快又被中央集权和主流经学家话语所吞噬。

到了东汉末年，中央集权衰落、军阀割据，儒家难以提供真正的理性协商与制度创新。那些本可引入理性思辨和地方务实精神的儒家思想家，反倒被边缘化，最终没能阻止东汉走向崩溃与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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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资料来源：《汉亡哲思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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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三国“失败学”中走出历史迷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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